“一国君臣如病狂”

作者：龚坚律师

最近，电视剧《大宋宫词》正在热播，男主角即为宋真宗赵恒。印象中，以赵恒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以往并不多见。北宋题材多聚焦于太祖、仁宗、神宗时期，可谓贤豪蜂拥、名臣辈出。笔者浏览了一下剧情简介，该剧主要讲述的是赵恒和刘娥（就是《狸猫换太子》里的那位反面人物刘太后）的爱情故事，也兼顾了北宋初期政治、军事及邦交的一些内容。

赵恒为太宗第三子，至道元年被立为皇太子。至道三年，太宗驾崩，赵恒即皇帝位，是为宋真宗，在位25年（997—1022）。与其父祖相比，赵恒可谓幸运儿，他登基时从父辈手中接过的是一份殷实的家业，为他提供了有所作为的各项条件。赵恒因循太祖、太宗“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”的治国方略，遵守先朝成宪，保守祖宗基业，正如他在即位诏书中所言“先朝庶政，尽有成规，务在遵行，不敢失坠。”但他又并非墨守成规，他完善并发展了前朝的许多制度，因而有学者指出，真宗朝是北宋许多制度的定型期，各项制度在这一时期成型。纵览真宗时期的立法和司法状况，此言非虚。公允地说，赵恒并不是一名昏君，他成长在宋初重儒的社会背景之下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太祖、太宗所建立的功业，让他感受到巨大压力，即位时赵恒已年近而立，他也很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，于是抖擞精神、恪勤政务。汪圣铎著《宋真宗》一书中白描了赵恒每日的作息，“他每天很早就上朝，先在前殿处理政事堂、枢密院、三司、开封府、审刑院等申报的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后才吃早饭。吃罢早饭在后殿处理其他事务，或检阅考核军兵，到正午停止。下午比较灵活多样，有时找大臣谈话。晚上是宋真宗与儒臣一起讲读经书的时间，又是讨论得很晚。他因游猎或女色而耽误朝政的事是较少的。”

赵恒在位25年，共用了5个年号，分别为咸平、景德（“瓷都”景德镇即由此年号而得名）、大中祥符、天禧、乾兴。咸平、景德时期，赵恒尚能专心求治，改元大中祥符后，便开始耽溺于祥瑞之事，大行封祀，“天书”降、“圣祖”降，一切政治活动，都围绕于此。无论是在定罪量刑方面，抑或司法活动方面，无不充满着“迷信”色彩，这也是真宗朝法制最鲜明的特点，笔者下文试举几例。

事例一：“弃掷粮食”入罪

景德二年九月十六日，真宗颁诏道：“所宝惟谷，兆民之天，出于耕耘，是谓劳苦，今万邦嘉靖，五谷大穰，是谓有秋允符上瑞。如闻里巷所弃捐，宜令开封府告谕民，无得弃掷米麦食物，犯者重寘其罪。”祥符九年，真宗以年丰物贱，再下诏令，“申谕民间，无得轻弃粒食，违者论罪。”将丢弃粮食的行为定为犯罪，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真宗的重农、恤农思想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真宗迷信思想的可笑，他荒诞地认为弃掷粮食有违祥瑞，从而一纸诏令，将原应归于道德范畴调整的行为上升至刑事法律。

事例二：刑罚适用

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六日，真宗因东封在即而下令赦宥应配罪人，“先委逐处决配五百里外州军者，今后只配本州，情理重者配隶临近州府。”祥符五年，不过相隔月余，真宗又连发三道诏令，先诏“天庆节禁刑七日，天贶节一日，著于令”，继而又诏“以七月一日为先天节，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，并休假五日……假内禁屠、辍刑”，后又诏“天庆、天贶、先天、降圣、承天节，权止行刑。如闻所在冤系颇众，自今笞杖，情轻者释之；情重及须证佐者，责保于外”。天禧元年，真宗从礼仪院所请，规定“应大辟罪，遇天庆、先天、降圣、承天节，前七日后三日；天贶、天祥节一日，并权住决断。徒、流已下，犯在节前四日内，署建道场，则权移他所遣官判决，前三日内犯者，并过节次日施行。节日，杖已下情轻释之。”

对于确实不能延期的死刑案件，则移送邻州处断。祥符元年，因前往泰山封禅，为免损碍吉瑞，真宗下令将兖州的大辟案件悉数移交给邻州决断。祥符六年，因太清宫建成，乃诏“亳州罪人至死者，送邻州裁断”。

对真宗的此等行为，李焘直言不讳道，“上虔心祀事，不欲决罚。”可见当时真宗的心思已完全在封祀之上，一切祖宗成法，律法格令，已完全抛之脑后。

事例三：恩赦恩赦，即皇帝对已被认定构成犯罪的未决犯，以及部分正在服刑的已决犯实行豁免或减刑的制度。真宗一朝，恩赦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与真宗本人笃信祥瑞紧密相联。大中祥符元年十月，真宗因封禅礼成，遂命大赦天下。天禧元年正月，因奉天书合祭于天地，真宗再次大赦天下。咸平六年，有屯田员外郎盛梁者受赇枉法，下御史台按劾，罪当大辟，但因事发于咸平五年郊祀之前，故真宗特贷其一死，改削籍黥面、流崖州。大中祥符八年正月，真宗以天书再降，诏赦天下，非十恶、枉法、赃者悉除之。由于真宗频繁地奉迎天书、封禅祭祀，因而屡番赦降，原宥罪犯人数之多，减免刑罚力度之大，远超太祖、太宗时期。过度地、随意地宽贷犯罪，固能博取轻刑之美名，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法制的轻渎。 事例四：虑囚虑囚是皇帝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巡视监狱，讯问囚犯，平冤纠错，维护统治阶级的法律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。皇帝亲录囚徒，始于东汉光武帝时期，“光武中兴，留心庶狱，常临朝听讼，躬决疑事”。虑囚制度沿用至宋已近千年，赵宋统治者在总结了唐末五代治狱经验的同时，以“布德恤刑” 思想为指导，进一步发展了虑囚制度。太祖、太宗在位时期都曾多次临轩决狱，真宗一朝的虑囚活动，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前朝，而且还在内容上呈现出多样性。因而有学者认为，太祖、太宗的虑囚只是偶然为之的司法活动，而自真宗以后，虑囚便成为了一项固定的制度。虑囚的事由一般包括皇室重大事件（如新皇登基、皇子出生、太后染疾等）、星象、时令、水旱灾害等。到了真宗这里，还要加上一个“封祀”。祥符七年，真宗为了封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，在发车驾前，特录在京诸司系囚，多所原减。当然真宗对于星象也是极为重视的。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乃是凶兆，对于一贯迷信的真宗而言，更视作上天在惩其“凉德”。咸平元年，也即他御极的次年，忽有彗星出现，于是于二月六日御驾崇政殿亲录在京囚徒，悉减等处罚，情理可恕者释之。同时诏令西京及诸路，系囚限敕到日，长吏应及时决断，如有冤滥，即刻审理，并于三日内具以闻奏。

真宗执政中后期迷信祥瑞、东封四祀的原因是多样的，一方面是为了洗却“澶渊之盟”的耻辱，以扬国威，同时也想以此彰显“君权神授”，巩固统治；另一方面是由于真宗好大喜功、粉饰太平，心怀成为“一代圣君”的愿望。《左传》有云，“国家大事，在祀在戎”，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承平之世举行的祭祀天地的最神圣、最盛大也最隆重的典礼。根据古代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，太平盛世，河清海晏，便会天降祥瑞，这昭示着人间的贤明天子治理有方，因此封禅就成为君王的最大梦想。从古至今，只有六位皇帝举行过封禅大典，分别为秦始皇嬴政、汉武帝刘彻、汉光武帝刘秀、唐高宗李治、唐玄宗李隆基及宋真宗赵恒。天降祥瑞，说明四海升平，文治武功，皇帝至圣至明，已感应天地神灵，如此举办封禅大典便有了舆论基础。为此真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寻找“祥瑞”，而媚上的各级官员，弄虚作假，伪造“天书”，以满足皇帝的心理期待。举国上下，都陷入“天书”狂潮，无怪乎《宋史》这样评价道，“一国君臣如病狂”。 

文中史料引自下列文献：

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政通鉴长编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9月出版。

（宋）佚名：《宋大诏令集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10月出版。

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6月出版。

（明）陈邦瞻：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5月出版。

（清）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1月出版。